2010/06/28

父後七日:思念的力量


台灣人的喪禮或許誇張繁複,但是喪親的至痛,才是主軸,《父後七日》沒有被荒誕掠奪了喪痛的本質,沈澱之後的壓軸思念,提供了最動人的思親情懷。
小說、戲劇或電影創作,都不脫模彷人生的本質,生活的滋味餵養了創作者的靈感,因而得能提煉出動人的力量。
世人都曾遇過親人死別的喪痛,以喪葬為主題的創作中,最艱難的挑戰就在於能否從單一事件中找出普世認同的通性,在極為私密的敘事中,讓旁觀者亦能得到共鳴,亦能擁有對號入座的空間。
《父後七日》描寫一位在商場打拚有成的職業婦女阿梅(由王莉雯飾演)因逢父喪,回到了台灣中部的農村料理父親喪式,故舊重逢之外,面對的是全然陌生的傳統葬儀,第一次認真面對各種迷信風俗,因為這一回,她不再是旁觀者,而是實際的參與者、見証者,甚至是演出者了。

生 命如謎,死亡如謎,因為不懂,因為無知,更因為人生可能就這麼一回,聽從道士的安排,接受傳統儀式的規矩,幾乎是心亂如麻的為人子女,面對千頭萬緒,不知 如何下手的喪式時,只好乖乖從命的事。主要是喪禮有急迫的時間壓力,死者有遺體保存或落土火化的生理現實;生者則是另外面臨了工作、學業或家庭生活的不同 人間現實。
《父後七日》先行選擇了萬式花筒的拼盤結構做開場,再用顯微鏡式的內心觀照做終結,前者讓人眼花撩亂,後者讓人揪心捶胸,兼具了娛樂花色與人性沈澱的雙重特質,不會只陷於刻意譁眾的表面喧囂,反而多了耐人咀嚼的深層意義了。
因 為有萬花筒式的結構,《父後七日》從救護車的「有醫」、「無醫」的鳴笛聲開啟了全片的黑色喜趣結構,散文原著中只問到女兒阿梅,你們家是拈香拜佛嗎?隨即 在救護車的音響中放進「阿彌陀佛」的頌經卡帶,護送遺體返家;電影中,問句依樣,但是司機卻把卡帶放錯了面,播出的基督教的合唱樂聲,「歹勢!」司機慌了 手腳,趕緊抽出卡帶,換回「阿彌陀佛」,原本哀淒肅穆的場合,頓時有了讓人哭笑不得的尷尬(不,更準確的說法是,原本的哀淒,在這款專業突槌的境遇中,有 了人間荒謬劇的溫度),電影「重鹹加料」的處理方式,其實已經透露出導演以「黑色喜劇」手法取悅觀眾的企圖心。
隨 後而來的孝女、誦經團、折蓮花、香爐裡以菸代香、何時不能哭與何時得大聲哭,何時不能落淚?何時得落淚?阿梅不論手上正在忙什麼,是在刷牙、洗臉或者吃 飯,時辰到了,賓客來了,就得連爬帶跪上前行禮或陪祭,《父後七日》的結構律動,在萬花筒論述的前三分之二戲份中,一如導演偏愛的希伯萊民謠「Hava Nageela」旋律,音樂帶著人旋轉,越轉越快,情緒似乎就要脫軌騰空了。

然而,《父後七 日》的散文是女兒的思親之作,《父後七日》的電影同樣以父女情深做主軸,散文的意識流結構,提供了導演穿插往日父女情的互動元素,先有父親載著身穿北一女 制服的女兒共騎機車的天倫時光,風吹過髮梢,父女親密對話的場景,一定要再配上女兒騎著機車背負父親遺照返家的深情對比,手法雖然不新,卻已夠動人了。可 惜的是女主角王莉雯有職場婦女的秀麗與幹練,但每回和父親在夜市攤位上合唱卡呼OK時(竟然沒有人群互動,捉襟見肘的預算,使得原本可以煽動人心的戲份, 就這樣顯得單薄與貧弱了),在親友只講國台語的靈前接獲客戶電話,立即要以流利英語應答的城鄉文化對比,其實都屬於太過「目的論」的刻意經營了。

萬花筒是吸引觀眾 共鳴的重要元素,顯微鏡才是最勾動人心的生命細節。原著中阿梅停留在機場過境吸菸室的那一幕,確實有著畫龍點睛的力量,葬禮原本是是要安頓死者的,最後卻 是成了讓生者安心的治療儀式(所有的華麗周到,死者已經全然管不著,也感受不到了;所有的富麗場面,竟然是要慰安親友賓客的孝親行動?),真正的喪禮其實 是重新憶想死者風采和整理死者生命印痕的契機,真正的私密話語,其實是不足與,亦無需與外人道,散文選擇女兒的思念淚水,做為心情降落的終點,電影亦以困 在吸菸室的一角悵然痛哭的情節做終,自然是最忠實與動人的翻譯,菸霧遼繞中,父親和女兒的血脈相通,成就了最深情的頌歌,那才是眼淚開始流下的時刻。

有了顯微鏡的深情對話,萬花筒式的荒誕人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;有了顯微鏡的內心獨白,萬花筒式的花花人生,就成了美麗的點綴了。  

原文出處:《藍色電影夢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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